财联社8月13日讯（编辑 夏军雄）富兰克林邓普顿旗下Franklin Venture Partners在最新报告《Beyond SpaceX》中指出，SpaceX并不是商业航天投资机会的终点，而是打开整个太空经济的基础设施“解锁者”。

随着发射成本和发射稀缺性下降、政府采购模式改革、军用与商用需求融合，以及资本市场退出渠道成熟，下一代商业航天公司正在获得系统性的成长条件。

发射不再稀缺，商业航天获得最关键基础设施

商业航天过去最大的障碍除了成本高昂之外，还在于无法保证什么时候能够进入轨道。全球长期只有少数发射服务商，每年发射次数有限，创业公司很难围绕不确定的发射能力规划产品开发和融资。

在NASA航天飞机时代，将有效载荷送入近地轨道的成本约为每公斤5.45万美元，而SpaceX的运载火箭猎鹰9号(Falcon 9) 公开报价约为2720美元，相差约20倍。

尽管SpaceX自2022年以来已经三次提高Falcon系列公开价格，小型航天器拼载费率较2020年累计上涨约40%，但经通胀调整后的发射价格仍比2018年低约18%。

报告认为，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在第二家大规模竞争者出现前，SpaceX仍拥有较强定价权。

比价格更重要的是供给能力。2025年全球完成329次轨道发射尝试，接近每天一次，共将3194吨有效载荷送入轨道，约为2019年的8倍。SpaceX一家便执行165次任务（通过猎鹰火箭），占全球发射次数约一半，并承载约80%的全球入轨载荷质量。

稳定的发射能力意味着卫星企业可以像普通科技企业规划云计算或物流能力一样规划“上天”，由此打开更广阔的商业市场。

全球太空经济也已经从政府主导转向商业驱动。

报告综合多家机构估算，市场规模从2010年的2670亿美元增长至2020年的4010亿美元，2025年达到约5690亿美元；预计2030年接近9550亿美元，2035年达到约1.354万亿美元，过去十五年的增长速度超过全球GDP增速两倍。

（全球太空经济市场规模到2035年有望达到1.35万亿美元）

资本也正在进入这一市场。

2025年商业航天企业获得的风险投资约 100亿美元，按照Seraphim和BryceTech等主要统计机构的数据，均创历史新高。

更重要的是，产业结构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商业活动如今已经占全球太空经济约78%，政府预算占比仅22%。

报告称，这几乎是上一代太空产业结构的“倒置”。

政府从“造产品”转向“买服务”

SpaceX成功的另一个关键是美国政府改变了采购航天技术的方式。

传统政府项目大量采用“成本加成”模式，政府不仅规定需要什么产品，还往往规定技术路线，并承担项目超支风险。这种制度削弱了承包商控制成本和缩短开发周期的动力。

NASA的商业轨道运输服务计划（COTS）则采取完全不同的思路：政府确定需要实现的能力，由企业自行决定如何实现，同时允许企业保留知识产权，并采用更多固定价格合同，将成本超支风险转移给承包商。

NASA后来估算，如果按照传统成本加成模式开发Falcon 9，成本约需40亿美元；即使假设采用更加商业化的研发文化，也需要17亿美元。而经NASA验证，SpaceX开发Falcon 1和Falcon 9的实际成本合计约3.9亿美元，仅为传统模式估算值的大约十分之一。

这种模式如今正在扩散。

NASA商业月球有效载荷服务计划（CLPS）已经拥有13家预认证商业供应商。2024年2月，Intuitive Machines的IM-1完成首次商业月球着陆；2025年3月，Firefly Aerospace的Blue Ghost 1完成首次完全成功的商业月球着陆。

2026年4月，NASA进一步计划将CLPS合同上限从26亿美元提高至42亿美元，增幅61%，并计划2027年实施约9次月球着陆、2028年约10次，同时推进CLPS 2.0。NASA在2026年推出的“Ignition”改革，更进一步将自身定位从航天系统的唯一设计者和所有者，转向商业航天企业的“锚定客户”和基础设施推动者。

商业航天拥有真正的“军民两用”属性

商业航天与传统军工最大的不同之一，在于“军民两用”并非概念，而是真正可以运行的商业模式。

以星链（Starlink）为例，相同的底层卫星网络既可以满足政府通信需求，也能向消费者、航空公司和企业客户销售服务。2025年Starlink收入达到114亿美元，占SpaceX全年收入60%以上；全球卫星宽带用户同比增长62%，超过1000万。

逻辑同样适用于火箭，一枚火箭既可以发射军事卫星，也可以搭载商业卫星。企业因此可以利用商业市场产生现金流，在漫长的政府采购周期中降低对单一订单的依赖。

与此同时，美国太空军正在成为商业航天产业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客户。

美国2026财年国防预算达到9616亿美元，其中军事人员以及运营维护支出合计5580亿美元，占58%，大量预算需要用于维持已有军事体系。而成立于2019年的美国太空军则没有同等规模的历史包袱。

2026财年太空军261亿美元自主支配资金中，研发、测试与评估（RDT&E）达到149亿美元，采购40亿美元，两项合计占72%。最终获得的2026财年资源达到319亿美元，较五年前增加一倍以上。

2027财年，太空军申请的自主预算及预计预算协调资金合计进一步升至713亿美元，较2026财年最终水平增长123%，其中RDT&E达到384亿美元。

政府资金还在撬动私人资本。2024至2025财年，SpaceWERX旗下STRATFI和TACFI计划选择25家公司，以9780万美元政府资金匹配3.409亿美元外部资本，相当于每1美元公共资金带动超过3美元私人投资。

航天产业模块化，使创业公司“不需要成为下一个SpaceX”

如果说SpaceX代表航天产业的全栈模式，那么下一代创业公司未必需要复制这一路径。

太空产业可以拆分为卫星服务和数据分析、有效载荷和传感器、卫星平台与制造、发射服务以及地面基础设施等多个层级。一家公司可以只在其中一个环节形成技术优势，再通过商业合作嵌入更大型的航天系统。

这种模块化结构降低了创业公司的规模门槛，也提高了并购价值。大型企业不必重新研发全部能力，而可以直接收购掌握某项关键技术的公司。

2025年第三季度，太空领域共有14笔投资退出，交易价值达到242亿美元。2025年成为太空基础设施领域退出数量最多的一年，并创下历史第二高的退出价值。

2025年第四季度又出现两笔超过8亿美元的风险投资支持企业并购——Firefly收购SciTec，以及Intuitive Machines收购Lanteris；2026年6月，Voyager Technologies又同意收购月球着陆器开发商Astrobotic。

资本市场的变化同样明显。与2020至2021年的太空SPAC热潮相比，新一批航天企业上市时已经拥有更成熟的业务。

2025至2026年上市的Karman Holdings、Voyager Technologies、Firefly Aerospace和York Space Systems等企业，上市时收入中位数约为2.45亿美元，而2020至2021年SPAC航天企业只有约2500万美元，两者相差接近10倍。

其中York融资6.29亿美元，估值约47.5亿美元，2025年前9个月收入2.809亿美元，在手订单达到6.42亿美元。报告还指出，SpaceX在2026年6月IPO，募资约860亿美元，成为历史最大规模IPO，其2025年收入达到187亿美元。

商业航天市场开始全球化

传统国防企业进入海外市场往往受到出口管制和政府间军售程序限制，但许多航天技术本身拥有商业用途，因此可以更早通过商业渠道进入国际市场。

尤其是在俄乌冲突之后，商业卫星通信、地球观测和合成孔径雷达（SAR）的军事价值得到进一步验证。SAR卫星可以穿透云层并在夜间获取影像，商业星座因此承担了越来越多情报、监视和侦察任务。包括波兰在内的一些国家已经开始直接从商业卫星运营商购买主权SAR和地球观测能力，将传统国家项目可能需要十年的建设周期压缩到数月。

2025年全球政府国防太空支出已经达到740亿美元。欧洲航天局同年11月获得成员国221亿欧元的2026至2028年预算承诺，较上一周期增长32%，扣除通胀后仍增长17%，创ESA成立50年来最高纪录，并首次加入明确的安全与国防任务。

欧洲仍存在巨大追赶空间。美国目前约占全球政府太空支出的60%，欧洲只有约10%；国防约占全球政府太空预算的一半，但在欧洲占比不足15%。如果欧洲持续增加安全和国防投入，商业航天企业可能成为直接受益者。

两党支持降低政策周期风险

航天产业仍然高度依赖政府预算，因此政治风险无法消失。但报告认为，与其他新兴国防科技相比，太空产业具有更强的政策连续性。

原因在于航天同时涉及国家安全、产业竞争、高技能制造、科学研究以及与战略竞争，很容易在美国政坛形成跨党派支持。

阿尔忒弥斯（Artemis）计划始于特朗普第一任期，在拜登政府时期继续推进，并于2026年执行首次载人任务Artemis II；太空军则从最初约150亿美元预算增长至2026财年的319亿美元。

更明显的例子来自NASA预算。美国政府此前提议将NASA 2026财年预算削减24%至188亿美元，但国会最终基本否决这一计划，以明显多数批准244亿美元，同时2025年预算协调法案还额外为Artemis相关项目增加100亿美元。

中美太空竞争也进一步加强这种政策连续性。

2025年中国实施92次轨道发射，仅次于美国的181次，同时继续建设通信和遥感卫星星座。报告认为，无论美国政府如何更替，保持太空领域领先仍是少数拥有较强跨党派共识的战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