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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现在是建立养老金体系最有利的窗口期
郑秉文认为,今年我国人口就可能出现负增长,这比联合国此前预测中国出现人口负增长的时间提前了10多年。

财联社(北京,记者 姜樊)讯,“现在是建立养老金体系的最有利的窗口期。”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4月17日在“2022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接受财联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储蓄率虽然已在下降,但在全球来看仍是最高的国家之一。

中国养老金体系的建立已是迫在眉睫。郑秉文认为,今年我国人口就可能出现负增长,这比联合国此前预测中国出现人口负增长的时间提前了10多年。而从社保的角度来看,我国老年赡养率(即退休人口与工作人口比)正在快速上升,预计到2050年将超过43%,这高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

“延长退休年龄可以缓解养老金缺口问题,但该政策的推出面临不少风险,应作为综合政策配套来推进。”在郑秉文看来,改革养老金制度模式,通过增加资产端回报扩大养老金资产池,来对冲老龄化压力。与此同时,我国还应大力发展养老的第二、三支柱产业,尤其是让第三支柱市场在竞争中持续发展。

延迟退休能否缓解养老保险压力?

“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非常快,在当前 ‘现收现付’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下,大约是2.65个劳动力养活1个退休老人;但到了2050年大约是1个劳动力养活1个退休老人。”郑秉文表示,如果在2050年仍保持当前的老年赡养率,养老保险缴费率将高达40-50%,这势必会抑制社会消费,导致经济的停滞不前。

提高退休年龄是当前缓解养老金水平下降的重要方式之一。郑秉文表示,提高退休年龄可让2050年的老年抚养略高于当前的状态,即可达到1.56个劳动力养活1个退休老人的水平。“不过,在老龄化趋势之下,老年赡养率不断上升将成为大势所趋,提高退休年龄可缓解这一比例的上升速度。”

值得一提的是,相关监管部门近两年来提高退休年龄在地方和相关部门外征求意见,但至今仍未真正形成最终方案。

对此,郑秉文表示,提高退休年龄面临的挑战较多,需要渐进式的改革。如提高退休年龄从一定程度上与鼓励生育政策有所冲突,因此提高退休年龄应是综合政策配套的结果,相关政策的实施将涉及到社会福利制度的方方面面。同时,提高退休年龄最终是有生理极限的,如日本鼓励75岁以后再领取养老金,或已是在生理极限上的探索。

此外,郑秉文认为,还需要改革养老金制度模式,可增加“DB型部分积累制”的制度模式。即在人口红利消失之后,养老金需要扩大资产池,提高资金端的投资回报,让投资红利投资的收益更多地进入养老金的资产池中,以此对冲老龄化对养老金下降的压力。

加大力度发展养老第二、三支柱

郑秉文介绍,当前我国有的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率已达到较高水平,预计到“十四五”收关之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率将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但当前第二支柱、第三支柱的发展水平仍需提高。

在养老金体系中,除了作为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保险以外,还应持续发展第二支柱,即面向企业的企业年金和面向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的职业年金,以及个人自愿开展的有养老金第三支柱。

“就目前来看,快递小哥等灵活就业人群很难参与到当前的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中。”郑秉文表示,第二支柱需要雇主为雇员缴纳年金或工伤险,但在平台经济之下,这种雇佣关系更加虚拟化,因此无法为其缴纳相关保险。而第三支柱门槛仍然较高,因此就形成了养老保障的真空状态。

郑秉文认为,平台经济下第二支柱的问题目前暂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但在第三支柱的制度设计上可以更具吸引力。从理论上讲,第三支柱是可以将基础养老保险所覆盖的劳动人群,扩展至覆盖所有居民,甚至可以包括1岁的婴儿。而这已在一些国家有所实践。

“第三支柱是去中心化的、分散式的市场,并非是通过行政手段要求消费者必须如何投资。”郑秉文表示,这就必须要求专业合格的机构,为大众提供多层次、具有吸引力的合格养老产品。

此外,郑秉文表示,养老金可为市场提供长期资本,其既是民生制度安排,亦是生产要素。在他看来,养老体系的建设可以增加长期资金的机构投资者,也可以为市场提供长期股权资本。当前我国的股权资本只占社会融资总额的5.4%,长期资本相对较少。因此,在养老金制度建设时,还应注重其发挥民生及生产要素的双重优势,助力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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