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FDA向Summit发出CRL,依沃西单抗美国首个适应证上市申请暂未获批;
②原因是全球Ⅲ期HARMONi研究虽达到PFS终点,但OS未取得统计学显著改善;
③美国商业化受阻,康方生物海外授权收益兑现添变数,国内市场暂不受直接影响。
财联社11月16日讯(记者 卢阿峰)“不是做平台BD,是做结构性的BD,买中国结构性的优势。”在2026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国际投资者大会“从跟随到定义:中国药企正在成为全球创新引领者?”圆桌论坛上,百利天恒(688506.SH)创始人、董事长朱义这样概括中国创新药产业近半年来的变化。
围绕中国药企能否从技术跟随走向全球创新引领,国泰海通证券研究所副所长,生物医药行业首席分析师余文心与朱义,益诺思(688710.SH)董事长、总裁常艳等展开讨论。从中国创新药的结构性优势,到2027年能否迎来业绩与估值的“戴维斯双击”,再到AI对药物研发的影响,中国药企的全球竞争力究竟走到了哪一步?
中国创新药的“结构性”竞争优势
过去几年,中国创新药产业在ADC、小核酸、双抗等技术领域不断取得进展,海外授权交易也逐渐从个别案例发展为持续性的行业现象。但朱义认为,过去半年更值得关注的变化,是国际市场开始从单一产品和技术平台,转向关注中国创新药背后的研发体系。
“这半年看到,其实不是做平台BD,是做结构性的BD,买中国结构性的优势。”朱义表示,中国从创新药Idea到POC阶段的结构性优势,已经被全球市场看到并开始得到验证。
在他看来,这种优势来自患者资源、GCP临床研究中心、研究者(PI)、工程师人才以及监管体系的整合。中国能够按照全球标准开展临床研究,并依托相对完整的研发体系,高效推进创新药从概念分子到临床验证。
“仅仅工程红利是不够的,必须有这个体系。”朱义以高速铁路作比喻称,工程师红利、监管体系和临床资源整合起来,才能形成完整的体系和生态。“这个结构早就有,但是在过去半年才被深刻理解到,而且开始买结构性优势。”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新药临床试验登记2997项,其中1类创新药临床试验2171项,占比72.4%。在朱义看来,中国研发体系的优势是过去十年逐步积累的结果,未来仍有望持续释放。
益诺思董事长、总裁常艳则从创新资产质量变化中观察到产业升级。她表示,去年市场更多关注BD交易数量能否持续,今年则进一步看到资产质量和价值增厚。
“大家现在绝对很少会说,我就是要时间和速度。”常艳认为,越来越多企业开始从立项之初考虑如何证明产品价值和优势,以及未来希望达到什么样的临床终点。转化医学思路正在融入从立项、非临床到临床POC的管线推进过程,First-in-Class、Best-in-Class、Best-in-Disease等理念,也对早期研发证据提出了更高要求。
2027年能否迎来“戴维斯双击”?
随着过去多年投入研发的产品陆续进入临床后期乃至上市阶段,2027年中国医药行业能否迎来业绩与估值同步提升的“戴维斯双击”,成为现场讨论的另一焦点。
余文心表示,从过去3至6个月行业发生的变化来看,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基本面已经出现值得关注的积极信号,三季度上市公司的经营表现也提供了部分印证。但她同时提出,行业变化与资本市场认知之间仍存在一定差距。
朱义则从资本市场资金结构出发分析了行业估值提升的条件。在他看来,行业内专业投资者能够理解创新药不同研发阶段的风险和潜在回报,而行业外的宽基资金入场则更需要看到业绩爆发、规模化收入和重磅产品。
他认为,未来中国创新药的业绩增长主要来自国内市场扩容和海外临床开发、商业化价值兑现两条路径。
国内市场方面,近期四部委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创新药安全合理配备使用工作的通知》,被朱义视为重要的政策变化。过去,创新药进入医保目录后,仍可能面临医院进院、药事会审议和临床使用等限制。此次通知要求二级以上医疗机构优化创新药进院流程、及时召开药事会,并根据诊疗需要将相关创新药纳入用药目录。
支付机制方面,对于合理使用国家医保目录内创新药、但不适合按病种支付的病例,政策支持医疗机构自主申报特例单议;商保创新药目录药品相关病例,经审核评议后可不纳入医保按病种支付范围。
朱义认为,这些措施有望改善创新药在医院端的配备和使用。“在解决支付价格之前,先把市场放开。”在他看来,随着医院端准入和使用机制逐步完善,国内创新药市场有望进一步扩容,“‘戴维斯双击’应该从这个通知开始看起,明年是有可能的”。
海外市场则是另一项重要增量。朱义介绍,百利天恒已获得全球6个大中型适应症的全球III期临床开发权益,其中包括EGFR突变型非小细胞肺癌一线与奥希替尼联用项目,目前全球III期临床已经启动,中国III期临床已完成入组。
“潜在的爆品已经开始真正浮出海面,冰山一角已经清晰看到。”朱义认为,中国药企正从早期License-out逐步走向参与全球关键临床开发乃至商业化。
在朱义看来,宽基资金真正进入创新药板块,需要有具备一定体量的企业和重磅产品作为承载。余文心也指出,全球市值排名前50的医药企业中,中国公司目前仅有6家,市值占比约为3.4%。她还以全球医药企业市值排名变化为例指出,重磅产品有可能创造新的市场需求,也会改变企业的价值空间。
常艳则表示,对中国医药研发、国际化、BD交易和供应链体系都充满信心,但目前生物医药作为国际化支柱产业,在上市公司整体中的关注度仍显不足,希望有更多资金和资本支持行业发展。
AI制药的真正考验仍在实验室
AI正在加快候选分子的生成速度,但从分子设计到真正具备开发价值的药物,中间仍有一道绕不开的验证关。
余文心提出,生物医药与数学、物理等领域有所不同,仍有大量尚未解决的问题,研发过程也高度依赖湿实验。她举例称,部分AI生成分子可能在某些靶点上具有较强亲和力,却未必具备足够的选择性,难以准确预测其对其他靶点的结合情况。由此引出一个问题:AI设计的分子是否必须经过湿实验反馈,才能进一步优化模型、提高分子设计质量?
常艳从产业服务端的实践给出了观察。她介绍,益诺思目前已在AI读片、报告自动化和翻译等场景中应用AI,也在探索AI虚拟对照。这些应用目前更多体现为效率提升,而更长远的目标,是将药学、非临床和临床阶段的数据有效整合,提升AI对药物研发的系统预测能力。
不过,这一目标仍面临数据和预测能力上的挑战。常艳指出,新分子具有较强创新性,过去积累的数据能否准确预测其未来表现并不确定,如何将动物实验、人体数据以及组学数据结合起来,进一步发挥预测价值,仍有待探索。
常艳预计,未来两到三年,进入非临床评价环节的AI生成分子可能出现较明显的规模化增长。
相比之下,朱义更强调AI生成分子之后的筛选和验证问题。在他看来,生物学的复杂性意味着研发过程中存在大量组合和意外,“AI会把所有可能的事情告诉你,但是它不知道真正的意外在哪些事情上”。AI虽然能够整合大量知识,但也可能错误地运用知识,生成更多候选分子,并不意味着能够直接找到真正有效的分子。
这也对企业的实验能力和资源配置提出了更高要求。朱义表示,AI设计出大量分子后,企业需要通过排序和实验验证筛选出有价值的候选物,背后不仅需要算力和AI科学家,也需要相应的实验通量和资金投入。他提到,AI生成分子的增加甚至可能带动CRO实验需求,但对药企而言,实验资源并非可以无限扩张。
“我们当时在公司提了一个标准,现有的通量下,AI设计了这么多分子,现有通量不变,提高我的成功率。”朱义表示,在资源约束下,企业需要通过AI和科学家的判断提高候选分子的筛选效率,而不是单纯增加后端实验数量。
“科学家不是被替代,而是要变得更加有才华,要更加有决断力,要更加愿意去承担风险。”在他看来,AI真正需要解决的不是单纯增加分子数量,而是在有限资源下提高研发成功率。
对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常艳认为也可能采取不同路径:成熟药企需要兼顾既有管线和研发成功率,初创AI模型公司则可能先扩大管线,再验证成功率提升,两种模式在一段时间内可能并行。
从当前应用到系统预测,再到候选分子的实验验证,AI正在进入药物研发的更多环节。但分子生成数量并不等于创新药研发成功率,如何将AI能力与真实实验数据、科学家判断和研发资源配置结合起来,仍是行业下一阶段需要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