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创板日报》4月13日讯（记者 敖瑾）上海国资基金“16条”政策发布仅一周，创投行业已出现实质性反馈。

头部市场化机构率先响应。东方富海董事长陈玮对《科创板日报》记者表示，公司正推进在长三角设立一只聚焦人工智能领域的股权投资基金，目前与上海国投等相关国资平台沟通进展顺利，“意向投资额已接近基金规模，最快有望在3个月内完成首关募集。”

另据《科创板日报》记者从知情人士获悉，上海社保科创基金方案目前也在加速推进，或有望于上半年完成设立。

可以看到，在政策预期进一步明晰后，上海国资基金生态的运行效率正在提升。与此同时，其他城市国资也开始跟进观察。

一位不愿具名的西南地区国资机构高管人士对《科创板日报》记者表示，其所在机构已在内部对上海相关政策展开研究，并计划赴上海进行进一步交流学习。“沿海发达地区在国资基金方面的探索一直走在前列，通过学习和交流，我们也希望在本地推动形成更加统一的监管与投资共识。”

头部GP率先响应

站在市场化GP的视角，陈玮认为，这次上海“16条”政策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引发市场动作，关键不在于简单的“鼓励创投”，而是对基金设立和合作推进中的关键约束，给出了更灵活、更市场化的指引，从而提升了项目落地与募资推进的效率。

“在各地促进创投发展的政策中，上海国资这一轮探索整体处于比较领先的位置。”陈玮告诉《科创板日报》记者，大多数地方当前的股权投资政策还是监管和支持并行，部分地区还存在监管大于支持的阶段，而上海此次最新发布的国资基金“16条”政策，更多是从市场化和专业化的角度出发来设计规则，因而，整体机制更贴近于创投行业管理，也更具灵活性。

陈玮称，“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在于，上海国资没有把自己当成是一个‘特殊LP’，而是保持了市场化定位，同时在服务意识上进行强化。”

从具体条款来看，国资LP出资比例的灵活安排、按承诺出资收取管理费，以及在投资环节以市场化方式形成价格等提法，成为了市场化GP关注的重点，这些也都是市场化机构过往与国资LP合作中的核心聚焦点。

而上海“16条”政策对相关机制的调整，本质上是将部分原本偏行政化的约束，转向更加市场化的安排，提升了国资与GP合作的可预期性，也为基金设立与投资推进，提供了更明确的规则基础。

从市场化GP的实际反馈来看，这些政策调整，目前已在实际合作中得到了逐步落地。

陈玮向《科创板日报》记者表示，上周，东方富海团队已前往上海，与上海国投、区级政府及保险资金等多方进行了会面，初步确定了一只AI+基金的设立方案。该基金目标规模约10亿元，目前整体推进顺利，在理想情况下有望在3个月左右完成募资，且已储备30余个项目。“上海方面对我们推进这只基金的支持力度比较明确。”

事实上，在上海持续加大科创与基金领域政策支持力度的背景下，东方富海此前就已将投资重点覆盖至长三角市场，叠加这轮政策利好，其在区域内的布局仍在进一步加速。陈玮向《科创板日报》进一步透露称，除当前推进的10亿元基金外，团队或将于明年初，在长三角再落地一只基金。

中科创星合伙人王菲对《科创板日报》记者表示，上海“16条”政策在多方面释放积极信号，包括拓宽退出路径，份额转让定价，为国资LP退出提供更清晰规则；考核机制更匹配硬科技早期投资的长周期特征，弱化单项目、单年度考核；探索差异化激励，对天使类投资给予一定收益让渡空间。这些新规配合执行细则和适宜的市场环境，将整体有利于强化国资LP与市场化GP协同。

王菲进一步说，“在政策环境逐步明朗背景下，中科创星将持续加大对接力度，积极推动与上海国资LP在相关领域的合作落地”。据其称，去年末，中科创星完成募集的40亿规模基金中，就有上海国投先导人工智能基金、浦东创投、上海未来产业基金、上海科创基金等多家上海国资LP的参与。

常垒创投是早期风险投资机构，作为该机构的管理合伙人，冯博在研读上海“16条”后感触颇深，他告诉《科创板日报》记者，“从市场类基金来看，我非常乐于看到上海国资的敢投，因为目前纯市场类资金主要在投专项，更早期更硬核科技投资需要国资，让财政能力更强的城市，更多参与风险相对更高的硬科技投资，本身就是一种更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

值得一提的是，在“16条”政策正式发布前，上海市国资委曾组织包括东方富海、中芯聚源等在内的多家市场化机构开展座谈交流。据悉，市场化机构提出的主要建议基本得到了采纳，并最终体现在了正式发布的“16条”文件中。

其他城市国资研究跟进

上海国资基金“16条“政策效应，正在外溢。

杭州科创集团董事长曾维启对《科创板日报》记者表示，上海“16条”政策从市场端看，市场化、专业化，贴近目前创投行业的实际运行逻辑；从监管端看，也为国资监管体系向更适配市场化运作的方式转型提供了一个示范。

一位西南地区国资机构高管对《科创板日报》记者表示，上海此次出台的相关政策，在国资参与股权投资的关键环节上均有新的探索，而这些新指引所涉及的问题并不仅仅局限于上海，当前各地国资在实践中也普遍面临着类似约束。

在退出端，S基金及份额转让机制成为地方国资关注的重点。

上述西南地区国资机构高管人士告诉《科创板日报》记者，其所在平台近年来开始更多地进行S交易，S基金及份额转让市场已成为实现资金循环的重要工具，但相关业务在推进过程中，仍受到传统国资监管逻辑与市场化定价机制不匹配的制约，因此对上海“16条”政策中涉及的相关制度安排尤为关注。

“在S基金等份额转让场景下，市场交易通常是基于估值进行，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折价，这是比较常见的市场做法。但在国资体系下，相关交易仍需满足既有的评估和合规要求，因此在实务操作中，一些地方国资平台在进行S交易时，往往需要在市场化定价和监管规则之间进行平衡，提高了操作复杂度。”

与此同时，激励约束机制同样是其关注的重点。上述人士提及，此次上海“16条”在内的各地政策，普遍都引入了跟投与超额收益分成等安排。

此外，地方国资在实践中普遍面临的考核机制与基金周期及类型错配、出资比例与母基金结构的衔接，以及投决权责划分等问题，在此次上海“16条”文件中均有所回应。

该人士称，上海作为沿海发达地区，在股权投资领域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其他城市不一定能够完全照搬，但结合上海经验梳理内部制度，有助于在本地逐步形成更加统一的监管与投资共识。”

从当前创投行业的总体反馈来看，上海国资基金“16条政策”已在市场端与国资体系内同时引发反应：一方面，市场化机构开始以更快节奏推进基金设立与投资布局；另一方面，其他城市国资也在围绕相关制度进行对标与梳理。而随着“16条”相关指引在募投管退各环节进一步落地，其在优化国资参与股权投资方式方面的实际成效，也将进一步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