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联社4月1日讯（记者 赵毅波 李婷 高萍）在人民币对外投资与国际化进程中，绿色投资正在成为一大有力抓手。

作为“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GIP）指导委员会共同主席、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博士长期致力于推动“一带一路”绿色投资等绿色金融国际合作，并对绿色投资与人民币国际化的融合有许多深入的思考。

3月31日，在ICMA中国债务资本市场2026年度会议上，马骏接受了财联社记者专访。马骏认为，中东局势的紧张，令各国对能源安全引发更大关注，而能够实现能源安全的终极模式，就是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能源体系。这对中国是个巨大的机遇，“如何用好绿色金融、转型金融的工具，去支持中国的绿色技术、产能和工程服务，在本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落地，非常重要。”

马骏认为，根据中财大的估算，中国在“一带一路”国际的投资中的绿色投资已经达到44%。中国对外投资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助力“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绿色化转型的过程。由于当前人民币利率明显低于美元利率，中国对外绿色投资应该更多使用人民币；以人民币对外绿色投资有望成为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动力。

以下为对话内容：

财联社记者：最近在“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GIP）会议中，你重点谈及跨境绿色投资中的人民币业务与产品创新。请问，目前在“一带一路”绿色项目中，使用人民币融资工具的前景如何？

马骏：我先介绍一下背景。GIP是一个国际合作机制，目前有近50家全球大型金融机构参与，前期主要是推动投资绿色化。最近出现了一个新现象，由于人民币融资成本较低，越来越多的境外主体重视人民币的融资了。比如在熊猫债市场，有一些发行主体的资金成本比美元债市场低出200-300个基点，在中国债券市场上融资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国内的许多银行也开始更多地为走出去的中资企业的提供跨境人民币项目贷款，也有不少出口买方信贷和出口保理融资的案例。

另外一个背景是，“一带一路”国家对中国的绿色技术、绿色产能的兴趣越来越大，因为中国拥有了全球光伏设备、 电动车、 电池等绿色产业的主要产能，成本也极具竞争力。中国绿色经济国际合作的模式主要是两种：一是出口产品，但现在我国贸易顺差已经太大，因此总体来看面临瓶颈。第二，也是更大潜力的模式是对外直接投资，即更多的需要把光伏、风电、生物质利用、电动车、电池等产能投资到其他国家。我最近也亲耳听到，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巴基斯坦等国官员非常希望中国企业去投资。

而在投资过程当中，我认为更多的应该用人民币。原因之一成本比较低。另外，企业融到人民币以后，可以用人民币去采购中国的技术、中国的 EPC承包服务、以及给中国员工支付工资。这种融资模式就可以避免多重换汇和汇率波动的带来的额外成本。

有多种支持对外投资的人民币融资工具。一个是贷款，比如中资企业在境内拿到比较低成本的人民币贷款，可能是百分之三点几的利率，然后通过ODI的形式转换成对外直接股权投资，这种形式应该变得越来越普遍。第二，在中国的债券市场上发行债券，用融得的人民币资金支持境外的项目。我们特别强调的是三个债券市场：一是熊猫债，给境外主体融资，去年大概发行 2000亿人民币左右；第二是点心债，去年发行量大概1.3万亿；还有就是自贸区离岸债，这个市场正在成长当中。

这些市场的潜力巨大，但还没有充分发挥。在许多方面可以进一步完善相关举措。比如在熊猫债市场融到人民币以后，把它换成外币汇出境外，是不是确定性可以进一步提高？另外，在境内（融资），普遍要求发行人的评级比较高。那么如果评级不够的话，如何安排更加便利的担保机制？还有 ，熊猫债、点心债、离岸债在很多国外潜在的发行主体当中认知度不高 ，比如印度尼西亚、巴西、南非等国的许多潜在发行人那里，他们大部分没听说过。宣传推广还是很大瓶颈。这更需要中国大型金融机构以及国际银行去建立这个推销的网络。

财联社记者：好的，谢谢马老师，我第二方面的问题是关于转型金融的。这是你目前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目前，人民银行第二批转型金融目录的进展怎样？落地有哪些难点？

马骏：人民银行编制的第一批转型目录覆盖了煤电、钢铁、建筑建材、农业共四个行业。第二批转型目录包括化工、航运、有色等七个航运。现在两批十一个行业的目录都已在一些地方试点。试点的情况参差不齐，我认为做的最好的是浙江湖州，中国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之一。湖州在全国正式出台转型目录之前，就发布了地方上自己的落地标准，此外还有激励机制。因为企业未来获得转型融资需要做碳核算，做转型规划，还要找第三方来验证这个规划是不是有科学性，这些都是额外的成本，而这些成本谁来负担？没有激励机制的话 ，企业意愿就不是很高。因此湖州给转型贷款提供了贴息。此外，他们还提供很多免费的服务，比如说为企业提供的碳核算服务，做完后免费提供给银行。再就是做转型规划辅导，企业免费获得转型规划的模板，也帮助降低了成本。所以综合来看，在湖州做转型融资，比其他类型融资还便宜，这样对企业就有吸引力了。几年下来，湖州发放大约500亿元的转型融资，其比例远远领先于其他地方。当然，其他许多地方，比如河北、江苏、上海，在一些转型金融领域也有了积极的尝试。

总体来讲，在大多数地区，转型金融仍然面临几个瓶颈。第一是很多企业尚未理解问题的紧迫性，它们尚未意识到如果不转型，一直处于高排放状态，未来产品就可能卖不出去了。第二是缺乏辅导。各类转型路径中，企业不一定识别得了适合哪个转型路径。许多推荐的技术能够减排，但成本太高，没有经济效益。如何识别既有经济效益、又能有效减排的技术路径，这是银行要辅导企业做的事情。银行应该投入更多的精力、更多的资源到这个领域当中。第三是缺乏激励措施。此外，需要政府和银行安排更多的激励措施，降低转型融资的成本、降低碳核算和转型规划的成本。

财联社记者：谢谢马老师的分享。接下来问一个热点话题，GIP聚焦“一带一路”，目前中东局势紧张 ，这个形势对GIP目前的工作开展，比如研究上或项目上有什么影响？GIP会不会有一些调整？

马骏：短期来看，站在GIP本身角度，一些具体活动安排会受影响。比如，我们原计划今年在中东举办一个大型论坛，现在时间已经不确定了。但一个更大的影响就不局限于是针对我们了，这就是让每个国家都更加关注的能源安全问题。

我的观点是，实现能源安全的终极模版就是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能源体系。如果能源都来自于光伏、风电、氢能，那就可以在自己的国土上生产几乎所有的能源，基本不需要进口，不需要船运。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投资于这些清洁能源，而这就需要用到中国的产品和技术。这对中国是个巨大的机遇。如何用好绿色金融、转型金融的工具，去支持中国的绿色技术、产能和工程服务，在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落地，非常重要。

我最近去了孟加拉国。这个国家计划5年内将光伏发电占比从2%提至20%，就需要大量光伏板、储能设备、资金、有经验的团队。这些所有要素中国全都有。这些资源组合起来，用上低成本的人民币资金，在当地做成一批绿色转型项目，我认为是水到渠成的事。

关于GIP的未来工作重点，除了会继续推动绿色金融的理念传播和能力建设之外，我们会更多地支持中国绿色技术和人民币融资工具在“一带一路”国家的落地，为成员机构更多地识别和对接这些要素在带路国家的应用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