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联社3月9日讯（记者 卢阿峰 罗祎辰）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创新药与生物医药产业再次成为医药界代表委员建言的重要议题。与过去几年相比，今年两会医药议题呈现出一个明显变化：讨论重点正在从单纯的“鼓励创新”，转向如何构建更加成熟、稳定的产业生态体系。

过去十余年，中国创新药产业在政策改革与资本推动下实现跨越式发展。自2015年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启动以来，国家药监局持续推进临床试验默示许可、优先审评审批等制度安排，创新药研发环境显著改善。与此同时，医保目录谈判常态化、科创板开板等政策措施，也为创新药企业提供了重要的市场与资本支持。

在多重政策红利叠加下，中国创新药进入快速增长阶段。但随着产业规模不断扩大，新的结构性问题也逐渐显现：原创靶点药物比例仍然偏低、长期研发资金机制不稳定、科研成果转化效率不高，以及全球商业化能力仍有待提升。

在这一背景下，今年两会期间，包括孙飘扬、丁列明、安康、张文宏等多位医药界代表委员围绕创新药产业发展提出建议。代表、委员们认为，中国生物医药产业正在迈入新的发展阶段——在创新药数量快速增长之后，产业政策与企业战略应逐渐转向源头创新能力、产业回报机制以及全球竞争力的系统性提升。

如何缩短从“0到1”的原始发现周期？

经历十余年高速发展后，中国创新药产业正进入“良莠分化、拼原创、拼临床价值”的新阶段。

早期阶段，本土药企普遍采用“快速跟随”策略，即围绕国际已验证靶点布局研发管线，以降低研发风险并缩短开发周期。但随着企业数量快速增长，PD-1、CDK4/6等热门靶点出现明显“扎堆”，同质化竞争加剧，“跟随式创新”的空间逐渐收窄。全球医药产业的竞争焦点，也逐渐回归原创靶点与核心技术突破。

全国人大代表、恒瑞医药（600276.SH）董事长孙飘扬在两会期间表示，中国创新药产业近年来取得明显进展，但从全球医药产业格局来看仍处于追赶阶段。他指出，创新药研发是一项“长期、复杂且高风险的系统工程”，一款原研药从早期筛选到最终上市平均需要约12年时间，研发成本通常超过20亿美元，而临床试验失败率接近90%。

在孙飘扬看来，创新药研发既需要企业保持持续稳定投入，也离不开长期稳定的政策环境支持。他建议，应进一步强化基础研究能力，聚焦肿瘤、神经退行性疾病、自身免疫疾病等重大疾病领域，提升从“0到1”的原始创新能力。同时，应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并打通国谈药入院“最后一公里”，构建“基本医保+商业保险”的多元支付体系。

全国人大代表、华兰生物（002007.SZ）董事长安康也表达了类似判断。他对财联社记者表示，“凭借庞大的患者基数和高效的创新体系，中国生物医药力量正重塑全球创新药产业格局，但我们也必须清醒看到，与国际先进水平和国家战略需求相比，国内产业仍存在差距。”

安康指出，目前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在多个关键环节仍面临短板。例如，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成果仍相对不足，细胞与基因治疗等前沿领域的关键技术有待突破；中试平台布局滞后、产学研协同不够紧密，一些创新成果在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最后一公里”受阻；与此同时，高端研发人才和国际化专业人才仍然相对短缺。

针对这些问题，安康提出从四个方面构建生物医药“原始创新”生态，一是加大核心技术攻关支持力度，设立生物医药核心技术专项基金，聚焦细胞与基因治疗、新靶点新机制药物等前沿领域；二是完善医保支付与产业协同机制，优化创新药医保准入流程，推动临床价值高、患者急需的创新药加快进入医保；三是深化产学研人才培养合作，并强化审评沟通机制；四是优化创新药采购环境，探索对符合条件的国产创新药实行首购、优先采购等机制，促进创新成果转化落地。

与此同时，产业界也在关注创新药研发背后的资金支持体系。全国政协委员、贝达药业（300558.SZ）董事长丁列明对财联社记者指出，创新药研发具有“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的典型特征，一些中小企业在研发过程中因缺乏长期资金支持而被迫中途终止项目，导致科研成果难以实现产业化转化。

丁列明认为，医保基金供给能力在创新药产业发展中具有关键作用。他建议，要更好地发挥医保基金杠杆作用，在确保医保基金可持续运行的前提下，适度再扩大创新药覆盖范围，并探索建立罕见病用药和儿童用药“专项通道”，推动实现“上市即谈判”；在支付机制方面，建议优化医保目录谈判规则，对临床价值突出、价格合理的药品简化续约流程，并探索为创新药预留合理的自主定价窗口期。

除了医保支付体系，丁列明还特别强调创新药投融资体系建设的重要性。他提出，应鼓励设立投资周期10至15年的医药创新长期专项基金，引导资本“投早、投小”，同时通过发展S基金（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基金）、拓宽未盈利企业科创板上市渠道等方式，为创新药研发提供更稳定的长期资本支持。

如何避免“墙内开花墙外香”？

如果说企业界更关注产业环境与投入机制，那么来自医疗机构与科研领域的委员，则更加关注创新药研发的源头创新能力。

全国政协委员、感染病学专家张文宏在两会期间提出了一个引发业内广泛讨论的问题——如何把创新药“好苗子”留在中国。

张文宏指出，近年来我国基础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但科研成果向药物产品转化的效率仍然偏低。一些具有潜力的创新项目在早期阶段就被迫低价对外授权，甚至出现“卖青苗”的现象。

他以抗癌药BNT327为例指出，该项目最初在国内授权时首付款仅为5500万美元，而在国际药企接手后转售时，预付款金额却高达15亿美元。这样的巨大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科研成果转化机制仍不完善，以及企业创新回报体系尚未完全建立。

在张文宏看来，科研与临床之间的脱节是制约转化效率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不少研发团队缺乏对真实临床需求的深入了解，而临床医生又难以深度参与药物研发过程，导致部分研发项目与实际医疗需求存在偏差。

为此，他建议建立“科研—临床—产业”一体化创新机制，鼓励科研人员深入医疗一线，同时推动医疗机构与企业建立联合研发平台，从而提高创新药研发的临床转化效率。

此外，张文宏还强调，应在医保政策层面给予突破性创新药与其价值相匹配的合理定价，而不应简单依赖“灵魂砍价”。同时，通过数字化手段降低医院准入门槛，为医保谈判药品建立更加顺畅的入院机制。

在支付体系的落地环节，全国政协委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副院长孙洁则从商业保险角度补充了另一关键视角。她指出，目前商业健康保险已经开始覆盖部分高值创新药，但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仍存在医院拒绝外购注射剂等问题，影响药品可及性。

孙洁建议，优化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体系，将商业保险支付的创新药费用从相关考核指标中剔除，并建立医保、商业保险与患者共同分担的药事服务费机制。同时，应推动“惠民保”等普惠型保险产品升级，扩大创新药保障范围。

扫清中国创新药参与国际竞争的制度“暗礁”

在创新药研发能力不断提升的同时，中国创新药企业如何参与全球竞争，也成为今年两会医药界讨论的重要议题。

过去几年，中国创新药企业通过License-out（对外授权）交易逐渐进入全球医药产业链。根据公开统计数据，2025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金额已累计超过1300亿美元，显示出国际市场对中国创新药研发能力的认可。

然而，在多位代表委员看来，这种模式更多体现的是技术价值兑现，中国企业真正建立全球商业化能力仍然处于起步阶段。

全国人大代表、华海药业（600521.SH）总裁陈保华在两会期间提出，应通过完善专利制度为中国创新药“出海”扫清制度障碍。他建议在《专利法》中增加药品专利权补偿期间的“出口豁免”条款，明确以出口为目的的研发和生产行为不构成侵权，从而帮助中国药企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争取更多主动权。

与此同时，他还提出，应设置“期末放弃”机制，避免原研企业通过微小改进延长专利保护期，引导研发资源更多投向真正具有临床价值的原创创新。

全国人大代表、智飞生物（300122.SZ）副董事长蒋凌峰则从产业集群发展角度提出建议。他认为，应在国家层面支持成渝地区打造世界级创新药产业集群，加强创新药全生命周期政策协同，与长三角、粤港澳等区域形成互补发展格局。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药科大学校长郝海平则提出，应通过技术创新为中国创新药“出海”提供新的动力。他建议筹建人工智能药学国家实验室，构建自主可控的医药数据基础设施，并以南京为核心打造国家原创药物研发生态区，加速源头创新突破。

在诸位代表、委员看来，中国创新药产业正在经历从“技术输出”向“全球产品竞争”的转变。随着研发能力不断提升，中国药企在全球医药产业中的角色也在发生变化——从过去的追随者，逐渐向全球创新的重要参与者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