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联社1月20日讯（编辑 杨斌）今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由财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发布会上，有关特别国债、隐债化解、助力民企发债的内容受到债市关注。

2026年特别国债将继续支持“两重”、“两新”工作，业内预计，发行或延续近年1.3万亿左右的规模，结构或有优化。今年的隐债置换债发行已开始，化债进入下半程，将聚焦经营性债务。财政出台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机制，助力民企发债。

2026年特别国债继续支持“两重”、“两新”，或延续近年规模

财政部副部长廖岷今日表示，2026年财政赤字、债务总规模和支出总量将保持必要水平，确保总体支出力度“只增不减”、重点领域保障“只强不弱”。

2025年，财政赤字率按4%左右，比上年提高了一个百分点，新增政府债务规模是11.86万亿元，比上年增加了2.9万亿，远超前几年的平均水平。

对于超长期特别国债，廖岷今日介绍，2025年共发行1.3万亿元，持续支持“两重”“两新”。其中安排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3000亿元，用“真金白银”来补贴老百姓的消费，也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约2.6万亿元。

早先，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也在今日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5年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了大概有8400个项目，总共带动总投资超过了1万亿元，支撑全年的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1.8%，拉动全部投资增长1.8个百分点。

2025年12月30日，《2026年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已发布，并明确“已向地方提前下达2026年第一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用于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

浙商证券首席宏观经济学家李超的研报指出，若将本次首批金额按季度进行线性外推，则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年度额度约2500亿元。预计，超长期特别国债或维持1.2万亿左右规模，持续发力“两重”、“两新”。若在“两新”领域有所退坡，则不排除在“两重”领域有所提升的可能性，积极扩大有效投资。

廖岷今日进一步表示，2026年将继续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用于“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并优化政策，实施完善专项债券项目负面清单管理，深化自审自发试点，更好发挥债券资金的效益。

中信证券FICC首席明明预测，2026年特别国债或延续近年规模，包括可能的5000亿元注资特别国债与1.3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其发行也将在两会后集中于二、三季度。

化债已进入下半程，置换后债务平均利息成本降低超2.5个百分点

对于化解隐性债务的工作，廖岷表示，2025年坚持在发展中化债、在化债中发展。一是继续安排2万亿元置换存量隐性债务额度；二是安排8000亿元新增专项债券补充地方政府性基金财力，支持化债。三是加强存量隐性债务置换全流程管理，指导督促地方科学分类、精准置换。四是切实兜牢兜实基层“三保”底线，地方财政总体运行平稳。

在2024年11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上确定的6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用于置换存量隐性债务，目前已完成三分之二。近期，2026年用于置换隐债的2万亿再融资专项债已开始发行。1月5日，山东省最先开启了今年的隐债置换再融资专项债发行。截至1月20日，今年隐债置换再融资专项债已发行近2000亿元。

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今年的重点工作时提到：“积极有序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督促各地主动化债，不得违规新增隐性债务。优化债务重组和置换办法，多措并举化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经营性债务风险”。

华泰证券固收研究团队认为，化债下半程聚焦经营性债务，关注“优化债务重组和置换办法”。针对非标、境外债等继续推进债务置换，或有隐债托管该类结构化债务重组。债务司成立、资产盘活等机制完善，“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加快构建。

廖岷介绍，各地通过债务置换后，债务平均利息成本降低超2.5个百分点，大大降低了地方政府负担，增强了地方发展的动力。随着各项措施如期落地、持续显效，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逐步收敛。

出台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

财政部今日还提到了民企发债难的问题，将出台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机制。

根据中诚信国际的统计，2025年信用债融资仍呈现明显的主体分层特征。央国企凭借高信用评级和低成本优势，在发行规模中占据绝对比重，合计占比接近95%；相比之下，民企债券融资的绝对占比仍处于较低水平。

2026年1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明确提出建立支持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机制。

廖岷表示，考虑到民企发债融资还有一定困难，本次中央财政出台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机制，通过安排风险分担基金，与央行的相关政策工具协同配合，可以分担相关债券风险，帮助更多的民营企业拓宽融资渠道。

中诚信国际认为，在《民营经济促进法》落地、推出一系列民企融资支持举措等利好下，民企债券融资已出现边际改善迹象。未来，民企融资环境的根本性改善仍需持续的政策引导与机制支持，可从健全民营中小企业增信制度、持续发挥“第二支箭”的撬动引领作用、构建更加多元化的投资生态等维度协同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