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联社12月7日讯（记者 张晨静 王平安 刘建）“我前年选择签约成了一家大型养猪企业的代养户。”像黄平一样，从曾经的散养户，成为代养户或养殖工人，在生猪养殖行业，发生这样身份转变的人数可以以万人计。

2018年，非洲猪瘟爆发，部分养殖户遭受重击，清场、负债、逃离。随之而来的是，我国养猪业进入加速规模化时代。部分散户选择永远离开生猪养殖业，仅2019、2020年，由疫病价格波动因素，每年退出养殖户超400万户。

部分退出的散户用另一种身份重新参与到行业里，黄平、陈升们成为了集团企业的一名代养户，张海龙、张娅娅们成为了大型企业的养殖员工。

牧原股份（002714.SZ）首席法务官袁合宾透露，“我们去年做了一个统计，现在牧原14万员工里面，有7000名养殖在技工加入牧原之前是养殖户。”

以另一种身份参与到行业里的个体，他们现在过得如何？未来，“他们”和“企业”将何去何从，能否同生共赢？

他们成为“代养户”

2018年非洲猪瘟突发，养猪业受到重击。从数据上来看，2018年底，全国生猪存栏量为42817万头，到2019年底，锐减至31041万头，同比下降27.5%。

受非瘟冲击，散户加速退出，规模化迅速上升，2018年我国出栏数在500头以上的猪场市场占比为49.1%，在2023年这一比重已提升到68%。

这些消失的散户他们都去哪了？

在四川，财联社记者见到了黄平，他现在是一家大型养猪企业的代养户。

时至今日，黄平回忆起2018年的猪瘟，依旧心有余悸，“那时候我已经快精神崩溃了，所有的钱一下子血本无归，全靠我妻子当时一直安慰我、鼓励我，还有我岳父的经济接济才缓过来。”

前年，黄平走出阴影，成为了一名代养户，“那时候做了很多对比甚至是挣扎，跑了很多地方去调研了解，最后才选择了做代养。主要还是自己养不仅要承担很多疾病风险，还要承担猪价波动的压力，有时候养猪的精神压力真的大。”

农业农村部猪肉全产业链监测预警首席分析师朱增勇在接受财联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市场挤出（散户）是必然趋势，任何国家都存在这种情况，因为（散户）生产成本相对较高，尤其在当前仍有疫病风险的情况下，生物安全水平不够，疫病风险较高，必然会面临养殖和市场风险，这种风险倒逼养殖场选择更稳定的养殖模式。此外，养殖户也会去计算机会成本，面对风险和市场价格波动，他可能会选择风险更小一点的这种养殖模式（代养模式）。”

黄平的感受是，成为代养户后，相对于以前不需要考虑那么多外围因素了，公司提供仔猪、饲料、疫苗和技术服务，养户只需提供养殖场和人力，“在非瘟风险较高的情况下，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养殖初期的资金投入和风险，合同中约定的代养费也比较稳定，不受市场波动的影响。”

一家大型集团企业相关人士向财联社记者透露，“非瘟后，散养户自己很难继续养下去，转变成为我们代养户的案例还比较多。”

从企业端变化也能印证这一情况，以温氏股份（300498.SZ）和神农集团（605296.SH）为例，与温氏合作的4万多户农户2023年获得总收益108亿元，创历史新高；神农集团2023年带动农户合作养殖数量共计373 户，相较2022年增加了29.97%；2023年累计阶段代养费用2.01亿元，相较2022年增加了115.12%。

据悉，农户代养费的结算主要考虑料肉比、成活率、药品以及出栏重量等指标，根据生产成绩会有所波动，农户代养费最终以结算时为准。

不过，在选择成为代养户时还需要慎重选择，一位山西的代养户陈升告诉财联社记者，“我以前也是自己养，前几年签约了一个公司代养，当时因为行情低迷和那个公司资金问题，导致代养费一直拖欠。去年又换了一个公司，选择的时候还是尽量要选实力更强、代养费结算更稳定的公司。”

他们成为“员工”

规模化发展浪潮中，黄平、陈升成为了代养户，张海龙与张娅娅则入职成为了集团猪企的养殖员工。

张海龙与张娅娅夫妻俩在2009年从郑州牧专毕业后，入职了广东一家猪场，在几年以后便回家创业，盖了一排猪舍，在创业过程中才感受到其中的不易，“跟别人干的时候，你只需要把自己的事干好就行，但是你自己做的时候，所有的东西你都需要操心。当时的情况下（2011年-2012年）一公斤才卖到了12块钱左右，行情不好。而且农村私底下舆论还是比较大的，讨论我们大学后就在家里养猪，非议比较多，加上行情一般，没挣到太多的钱，就产生了退出的想法。”

据张海龙描述其入职的经历，“我们来到牧原后，当时牧原发展比较快，所以在18年的8月份，我们夫妻一块去支援大东北，在18年到20年，一个有蓝耳疫病、高流产的繁殖场，我们俩做成了一个稳定的场区，当时的成绩在怀孕上能做到黑、吉、辽、蒙的前五名，哺乳方面也能做到第一名，持续的保持第一名，整体的话业绩还不错。”

张海龙和张娅娅现在已经是新绛牧原3场生长场场长与永济牧原9场生长场场长。

牧原首席法务官袁合宾透露，“我们去年做了一个统计，现在牧原14万员工里面，有7000名养殖户原来是在家里自己养猪的，现在不养了直接到牧原来当养殖技工，我们发现这也是一个变化，这是一个多方共同权衡选择之后的结果。”

养猪业的高薪资也是吸引弃养散户入职的一个重要因素，据张海龙透露，“从18年刚刚开始干厂长的时候，工资是在9000块钱左右开始提升。到2019年的时候，因为在东北那个时候是靠业绩来拿钱的，保底的话一个月我是在35000元以上，之前媒体说的4万月薪招养猪人才其实在行业里是正常的。”

高薪的背后自有其相应的压力，一位养殖企业员工告诉财联社记者，“进猪场首先你要耐得住寂寞，有时候在猪场里面呆几个月都是正常的，每天只能和猪相伴。”

但也有很多的散户永远离开了这个行业。

四川一位做了生猪养殖很多年的散户刘明告诉财联社记者，“退出了就不养了，养猪是一个压力大还累的活，现在上班做其他行业也比较轻松，收入稳定，不会突然很高突然很低。未来也不会回到这个行业了，我的小孩现在也长大了，也没有选择这个行业。”

有专家接受财联社记者采访时表示，“（成为散户和入职集团企业）这些仅仅是少数人，多数人其实还是失业退出了。集团增长、养户退出，上下游产业链上失业人比较多。”

他们的“未来”

诸如黄平、张海龙、张娅娅、陈升和刘明等散户的人生经历，背后是养猪行业生产模式变化。

广西扬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施亮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非瘟一来之后，养猪首要注意的就是疾病，散户的管理和硬件设备设施跟不上，在感染疾病的概率上比这些大集团要高得多，所以就很容易受到疾病的干扰，养不下去退出去的速度就加快了。”

其进一步表示，“规模化提升背后的核心驱动还是养猪的效率和成本，散户的效率和成本在不能够适应市场的时候，必然要退出。其实不是只有散户退出，大企业同样也有退出，现在部分企业困难，甚至面临重组。所以我们认为养猪业背后的驱动本质还是效率和成本，谁能在这里面制胜，谁就能够在未来存活。”

时代车轮在推动养猪业发展，未来的养殖模式会是什么样的？散户将何去何从，还能否有一席之地？养猪行业会被大企业独占高地吗？散户和大企业能否合作共赢？

张海龙认为，“目前来说，不管是从大行情还是大趋势，包括最终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需要提升的背景下，行业肯定是要趋向于规模化和集约化发展的。”

但未来养殖业总有散户的一席之地。朱增勇认为，“现在像西南，譬如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这些散养户还是挺多，因为散养户很容易再回来。散养户我觉得可能我们通常理解的就是几头或者十几头，那么他只要有圈舍，有合适的环境，他会很快复产。”

其实，在产业规模化发展的进程中，散户仍然具有独特的优势。施亮认为，“散户也是有散户的优势，一个是（规模）小，其次是比较灵活，能够随时调整生产规模、生产周期。同时他是自己为自己养，工作积极性会非常高。”

施亮表示，“比如我们现在做放养就深有体会。放养有两种群体，一种群体是家庭农场式的，大概养2000头左右肉猪；另一种群体是更有资本的，他建造了肉猪栏舍，然后请人帮他养猪。我们发现，生产成绩一定是家庭农场式的成本更低，获取的报酬更高。因为这种家庭是夫妻俩来养，所以他在管理、护理等各个方面都做得非常精细。我们看去年的成本，当大家都在8块到8块5的时候，这些养着几十头母猪的，他们自繁自养的成本实际上是在7块多一点的，非常具有竞争力。”

施亮进一步表示，“如果说有一些中小型的养殖户，他们自己能管理做到位的话，特别是新生代的养殖户，懂得去做得更细致的工作，实际上他的养殖成本比我们大企业还更具有优势。”在黄平看来，“现在养殖经验上来了，对于防控的经验也有提升，未来如果有机会，不排除回到自养，养猪考验的是效率和疾病防控，我认为只要效率和疾病防控能力提高，不管是散户还是大企业，在未来终归是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在黄平看来，“未来如果有机会，不排除回到自养，我认为只要疾病防控能力到位，不管是散户还是大企业，都是可以好好的活下去的。”

农业农村部生猪产业监测预警首席专家王祖力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未来，龙头企业带动中小养殖户共同发展，是行业的必然趋势。行业依然会是多元化发展的格局，应该不会出现几家企业垄断行业的现象。

事实上，从神农集团、温氏股份和新希望（000876.SZ）等多个上市大型猪企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来看，未来，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带动广大农户共同发展养殖事业，仍是其核心思路。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受访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