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显性的增量,契税、土地增值税超预期支持居民、企业; ②隐秘的增量,土储专项债支持地方政府,或有4万亿。
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官网消息,本周六上午10时,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将介绍“加大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近期央行已出台了降息降准等一揽子新增货币政策助力稳增长,在此背景下,市场对增量财政政策的期待很高。
多数分析师认为,年内增量财政政策规模可能不低于2万亿元,形式包括调增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和超长期特别国债、扩大专项债券使用范围等。
浦银国际首席宏观分析师金晓雯对界面新闻表示,鉴于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和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额度已接近用尽,政府可能会宣布增发2万亿-3万亿元特别国债,旨在刺激消费、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以及稳定投资。
根据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2024年拟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1万亿元,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为3.9万亿元。10月8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郑栅洁在国新办发布会上称,1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已下达到项目和地方。另外,企业预警通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发行新增专项债36069亿元,全年发行进度达92.5%。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章俊对界面新闻表示,考虑到今年基层“三保”(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支出压力较大,年内大致需要2万亿元左右的增量财力补充。
他解释称,根据今年财政预算草案目标,全年税收收入目标增速为3.6%,对应收入目标规模为18.76万亿元。但1-8月税收收入累计增速为-5.3%,大幅低于年初预算目标,预计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缺口将在1万亿元以上。
“其次,今年以来地方政府债务压力显著加大,1-8月政府性基金收入增速-21.1%,大幅低于年初0.1%的增长目标(对应全年收入目标规模7.08万亿元),目前土地出让收入已经不足以覆盖地方政府和狭义城投债务到期偿还规模。”章俊说。
他还表示,2万亿元的增量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实现:一是经全国人大审批增发普通国债或超长期特别国债;二是盘活存量债务限额空间,这包括8000亿元左右的国债可用限额和1万亿元以上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三是通过央行、金融企业、非金融国有企业上缴利润予以补充。
财信研究院副院长伍超明也认为,增量财政政策的规模应该不少于2万亿元。他指出,一方面,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实现《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全年GDP增长5%左右的目标有一定难度;另一方面,从1-8月财政数据看,今年广义财政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可能存在约3万亿元的缺口,因此,财政政策加大力度势在必行。
伍超明表示,增量财政政策的形式可能包括调增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扩大专项债券使用范围等,重点是聚焦消费和民生两大领域,同时兼顾稳地产、促投资和化解风险。
少数人士认为,年内增量财政政策规模或超过3万亿元。
中邮证券研究员袁野等人表示,从量的角度来看,增量财政政策力度或在3万亿元以上。一方面弥补今年财政收入资金缺口,保证必要的财政支出,同时施加额外的增量政策刺激,促使经济恢复到良性增长路径。
从方式来看,他认为中央政府加杠杆概率更高。无论是专项债用作资本金,还是中央拨付资金方式,可能均需地方政府加杠杆配合,这与当前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要求不一致。从资金投放方式来看,无论是用于化债,还是转移支付,都有助于政府投资重回增长。“若资金用于以旧换新、居民现金补贴等,直接支持消费,则对经济拉动作用更为明显。”袁野说。
但多数分析师表示,不要对短期财政刺激规模抱有过高的期望。
中银国际分析师朱启兵指出,近年来限制财政扩张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虽然9月底的政治局会议未再提及防风险,但对财政政策的表述为“保证必要的财政支出,切实做好基层三保工作”。从这点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在一定程度上仍是财政扩张的约束。
他提到的另一个原因是今年财政支出进度相对偏慢,预算的实际执行落后于预期。从广义支出(预算内支出+政府性基金支出)角度看,1-8月仅完成了广义预算的54.74%,是近十年来最慢的进度。
“当前财政政策的关键更在于财政约束的放松,如能有效推动相关财政资金落地,预算的正常完成已经足以形成年内剩余几个月中相对偏强的支出力度。”朱启兵说。
华泰证券分析师史进峰表示,在确保必要财政支出的前提下,年内潜在的额外增量财政支持规模可能在1万亿-3万亿元之间,其中2万亿元是一个合理的预期值。他提醒投资者,不要对短期财政刺激规模抱有过高期望,因为短期增量政策的主要目标是9月政治局会议提到的“保证必要的财政支出,切实做好基层‘三保’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