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联社上市公司报道部推出“新经济地方志”栏目，聚焦区域经济，聚焦产业集群，展现新旧动能转换的当下，各地方谋求发展“破局”的新图景。

财联社11月26日讯（记者 王肖邦 陈抗）“贫瘠粗砺的土壤，才能长出别具风味的葡萄。”在宁夏贺兰山东麓，当地酿酒师说，“就像一段稍许挣扎的人生，更有难忘回味。”

拥有得天独厚风土的贺兰山东麓，是中国葡萄酒产区的代表。当地种植着五十余万亩葡萄，占全国酿酒葡萄种植面积近1/3，四成国产酒庄酒出产于此，为世界各个角落的人们带去不同程度的醉意。

（贺兰山东麓葡萄园，财联社记者摄）

“酿出一款好葡萄酒，需要风土、金钱、时间和忍耐。” 酿酒师说，“再加上一点运气。”

但分布在贺兰山东麓的200余家酒庄和葡萄种植园，可不会将对名声和收益的期待，轻易托付给“运气”——葡萄酒这个新兴产业，去年为当地创造出近350亿的综合产值。

宁夏回族自治区则规划，到2025年，贺兰山东麓将力争酿酒葡萄种植规模达到100万亩，年产优质葡萄酒24万吨（3亿瓶）以上，实现综合产值1000亿元。

（贺兰山东麓产区分布，财联社记者摄）

成名之路

位于北纬37°43′-39°23′、东经105°45′-106°47′之间的贺兰山东麓，山河相拥，山川夹廊，西有贺兰山天然屏障，东有黄河环绕。特殊的地理气候，为酿酒葡萄提供了理想生长环境。

当地光照充足，葡萄生长季节的有效积温在1500-2000℃，昼夜温差大，有利于葡萄糖分和光合产物的积累。

稀少的降雨抑制病虫害发生，也迫使葡萄藤的根扎向更深层土壤，用力汲取养分，这是促成葡萄果实浓缩凝炼的必要条件。

以淡灰钙土、砾石、风沙土为主的土壤土质，砂粒含量高，通气透水，经此酿出的葡萄酒，带有复杂丰富的矿石香气。

“眼前的这些葡萄种植园，原本多是荒地或者采砂矿区，非常贫瘠，一般的农作物无法生长，但经过开垦，去除掉大块多余的砾石，恰恰最适合种植酿酒葡萄。” 银川市葡萄酒产业发展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说。

（未经开垦的土地风貌，财联社记者摄）

种植酿酒葡萄，不占用耕地资源，还能在一片荒芜贫瘠中创造出可观经济回报，这一点，推动起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产业在上世纪80年代的起步。

“提到中国葡萄酒，有人会说，LVMH在香格里拉投资的敖云酒庄，以及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蓬莱的瓏岱酒庄是最棒的，从售价来看，是这样。”当地酿酒师说，“但贺兰山东麓，是最出色的产区。”

一家名叫“贺兰晴雪”的酒庄，最先让贺兰山东麓蜚声国际。

2011年，成立的第六年，酒庄酿造出一款“加贝兰2009”，在国际权威的“品醇客葡萄酒国际大奖赛”（DWWA）上摘得金奖，成为首款摘取大赛最高奖项的中国葡萄酒。

这一标志性事件令葡萄酒业界确信，贺兰山东麓产区将成为改写世界葡萄酒版图的新兴乐土。

从此之后，投资蜂拥而来，包括法国酒业巨头，以及国内各路资本。

2012年，旗下拥有马爹利、芝华士、杰卡斯等诸多烈酒、葡萄酒知名品牌的保乐力加集团（Pernod Ricard），全资收购了成立于1997年的贺兰山酒庄，给当地带来了成熟的工业化酿造技术。

（保乐力加生产车间，财联社记者摄）

2013年，LVMH集团旗下的夏桐酒庄（Domaine Chandon）在贺兰山东麓投入运营，专门出产以传统工艺酿造的起泡酒。

（夏桐酒庄，财联社记者摄）

同年，张裕A（000869.SZ）也在当地开出龙谕酒庄，出产旗下最高端的国产葡萄酒系列。

张裕甚至在去年大张旗鼓的成立了龙谕销售事业部，专职负责龙谕酒庄及品牌的推广和销售工作，并设立12个省级销售分公司直接服务经销商、终端和高端消费者。

（张裕旗下龙谕酒庄，财联社记者摄）

此外，拥有3万余亩葡萄园的西鸽酒庄，先后获得挑战者创投、宁夏国投以及中信农业产业基金的投资，成为了一家在一级市场有融资记录的酒庄。

在贺兰山东麓，还有更多个人和私营企业投资的精品酒庄。

这些酒庄的葡萄种植面积仅为几百亩，有些甚至不拥有葡萄园，以合作社模式从农民手中采购葡萄，凭借个性的酿造方式，创造出不同风情。

风云变幻

“今年四月，春季展藤后，发生了一场严重霜冻，导致葡萄园减产七成。”一家酒庄的工作人员说，今年“运气”没有站在他们这一边，“你很难预料霜冻会不会发生，以及会在哪些地块发生。”

大风和低温，是所有贺兰山东麓葡萄园投资者和种植者的“噩梦”。

有别于世界其他产区，贺兰山东麓的葡萄藤会在入冬前，被埋进土里，以免冻伤吹坏（当地称“埋土”），直到来年开春，农民再将埋于土下的葡萄藤蔓挖出地面，上架绑扎（当地称“展藤”）。

（埋土后的葡萄园，财联社记者摄）

不确定的因素有很多。

“这些年，我们尝试用生物动力法酿酒，也就是说，减少人工干预，这是一种新潮流，比如，发酵尽可能用葡萄园的野生酵母。”酿酒师说，“但野生酵母并不稳定，有时候会毫无征兆的停止发酵，需要冒一些风险。”

葡萄园从开垦，到可以采收能够酿酒的葡萄，大约三年时间，是重资产的投入。种植何种葡萄品种，不同酒庄有各自的选择。

“蛇龙珠（Cabernet Gernischt），一个葡萄品种，我们尝试种过，但就在采收季节到来前，葡萄叶子大面积变红，导致光合作用无法进行下去，葡萄不能充分成熟，不得不放弃，改种其他品种。” 酿酒师说。

“靠天吃饭，虽然我不想这么说，但葡萄种植是农业范畴，天有不测风云。”

没有人会怀疑贺兰山东麓作为葡萄酒产区的风土条件，但在当地投资一家酒庄，不是稳赚不赔的生意。

成功的关键，取决于成本、渠道和市场需求。

当地种植葡萄的土地，多为流转而来，需要签订租约。早年签约的土地年租金，每亩低至几十元。但在贺兰山东麓声名鹊起后，如今的年租金则在数百元/亩不等。

不同酒庄，在土地成本这一项，站在了不同的起跑线。

而如果将贺兰山东麓作为一个整体，与海外产区相比，成本上的劣势也非常显然。

埋土展藤、手工采摘带来昂贵的人工支出，酿酒设备以及橡木桶需要进口，缺乏在地的酒瓶、木塞、酒标等产业链配套，以及物流成本高企等，都是造成原因。

（迦南美地酒庄酒窖，财联社记者摄）

“所以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不可能走低价量产的路线。” 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联盟秘书长说。

当地酒庄酒通常设定100-200元的大众系列，300-500元的品质产品，还有1000元及以上的高端产品。

“很多人来问为什么没有像国外那样几十块钱的葡萄酒。做不到，我们的单瓶成本比国外高出很多。”一家酒庄的销售人员说。

但冲击这个行业、更深层次的问题，不在于价格，还在于更广泛意义上的市场需求。

2015年以及其后四年时间，贺兰山东麓乃至国产葡萄酒曾迎来“黄金时代”。

期间，中国的葡萄酒人均消费量从1.52升上涨至1.71升，增长了11.8%，成为全球葡萄酒消费增速最快的市场，但相比5.7升的全球人均消费量，仍有巨大潜力。

与此同时，以贺兰山东麓为代表的中国产区崛起，让国内消费者对国产优质葡萄酒的认可度上升，并且有意愿和能力为之埋单，哪怕一瓶的价格达到上百乃至数百元。

然而在此之后，葡萄酒市场风云突变。

中国酒业协会的数据显示，如果将2022年与疫情前的2019年进行比较，国内葡萄酒产量下降了51.39%，销售额下降了35.62%，利润更是降至2019年的三分之一。

但对于贺兰山产区而言，市场的起伏未尝不是一次历练。

这会“倒逼”国产葡萄酒行业意识到，唯有品质与品牌，才是赢得消费者心智与味蕾的长远之路。

再次寻路

宁夏当地政府在去年初发布的一份规划文件，坦言葡萄酒产业在生产端面临诸多挑战。

产区和酒庄不同程度的存在历史文化积淀少，标准制度体系还需健全，是一方面。

葡萄园产出效益低，葡萄酒生产成本及市场定价偏高，竞争力较弱，是另一方面。

此外，产区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利益链不健全，缺乏全产业链竞争力等，也是有待解决的问题。

（贺兰山东麓，财联社记者摄）

针对此，宁夏当地政府颁布了《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列级酒庄评定管理办法》，参照国际惯例，对参与评级的酒庄做出规范，设定明确门槛，并给出量化指标。

例如，要求葡萄园种植单元按品种种植，单元内单品种纯度在90%以上，葡萄产量应控制在每亩500公斤至800公斤，葡萄产量及质量稳定，具有可追溯性等。

政府和酒庄也在尝试引入新设备和新技术，促成降本增效，包括综合运用大数据技术，采集关键环节数据，构建数字化智能系统，实现葡萄酒生产、销售、流通全产业链条数字化。

而在“破局”关键的销售端，政府大力推广“贺兰山东麓”这一产区品牌、酒庄推广各自酒款品牌的角色分工，已经成为共识。

“用产区品牌放大市场，积极融入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支持酒庄深耕国内一二线城市市场，以及开拓国际市场”，被写入了政府文件。

此外，拓展葡萄酒+文旅、体育、康养、生态等新业态新模式，是贺兰山东麓实现葡萄酒综合年产值破千亿目标的关键。

（4A级景区志辉源石酒庄，财联社记者摄）

不仅是发展既有形式的酒庄游，银川市葡萄酒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介绍，贺兰山东麓还在引入国内外顶级的民宿、营地、餐饮、美术馆、书店、文创、生活方式类品牌，发展“宿集”项目。

去年初，《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发布，将阶段性目标表述为：

“经过5到10年努力，葡萄酒产业布局区域化、经营规模化、生产标准化、产业数字化、营销市场化水平显著提升，酿酒葡萄基地规模效益大幅增长，龙头企业、中小酒庄集群同步发展格局基本形成，生产加工销售溯源体系初步完善，覆盖国内、畅通国际、线上线下全渠道营销体系全面构建，葡萄酒与文化旅游、康养保健、教育体育、生态治理深度融合发展。”

这不会是一蹴而就的局面，颇具挑战。

但就像若干年前，面对一片荒芜贫瘠的土地，谁又会想到，贺兰山东麓日后会成为“中国的波尔多”。

（贺兰山东麓地貌，财联社记者摄）

就在今年初，德国《世界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葡萄酒会很快超越法国葡萄酒吗？》的文章。

“一次独家品酒会带来了惊人结果：在中国酿造的红葡萄酒，让一些法国顶级葡萄酒相形见绌。即使欧洲人可能不喜欢听：在中国，一种独立的葡萄酒酿造文化正在兴起。”

（银色高地酒庄，财联社记者摄）

“我甚至可以断言，独立的中国葡萄酒栽培酿造业早已兴起。而且它具有纯粹的中国特色，并将独立于欧洲。”

文章的作者预计，“到2030年，世界上最好的几款红葡萄酒将来自中国，来自中国人拥有的酒厂，由中国的酿酒师酿造，他们可以根据地区、品种或气候的不同，赋予葡萄酒独特但可识别的中国特征。”

如果连挑剔的欧洲酒评家都如此寄予厚望，普罗酒客又有什么理由不对贺兰山东麓产区乃至国产葡萄酒的未来，酝酿出更多一些的乐观与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