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财连线对话嘉宾：

盘和林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究员

编辑 | 李梦琪

策划 | 郭楠

近日，全国政协召开“推动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专题协商会议，释放出积极信号，外界对此次会议期待很高，反映也比较强烈，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数字经济与人们生活的相关性越来越高。

随着数字经济发展进入深水期，数字要素、数字监管、数字治理等都亟待规范与创新，本期财连线对话盘和林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究员，探讨数字经济发展中的一些思考：

以下内容整理自财连线栏目对话：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有什么特征？

Q：您觉得中国当前数字经济的发展存在哪些特征？

盘和林：中国数字经济在经济社会里展GDP的比重很高，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是中国经济未来转型和结构优化的关键，新经济的形成和数字技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信通院数据显示，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从“十三五”初的11万亿元，到2020年达到39.2万亿元，占GDP比重为38.6%。

总体来看，中国数字经济存在以下特征：

一方面，数字产业化获得显著增长，老百姓数字体验不断增强，背后5G、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看不见的数字基础建设也发展迅速，也正是这些无形的基础设施建设支撑了数字经济业态的迅速发展。

第二个方面，数字政务发展显著。由于数字政务发展，包括身份证补办等很多事情都可以实现一网通办。

具体到企业端则表现为营商环境，深圳、广州等城市很多办证程序在手机上就可以进行，会节约很大的人力成本，也可以缓解很多大城市拥堵病，避免人群扎堆在办证大厅排队。

第三个方面是数字经济与产业端的融合，如医疗、教育、各类生活设施等都可以窥见端倪。数字产业化是数字经济的核心，但是它占数字经济的比重并不高，大概在20%左右。

未来数字经济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既能优化存量，也能提供增量，未来数字产业将是中国的支柱产业，对于企业，传统企业可以借助数字技术实现转型升级，初创企业可以结合数字经济打造全新产业业态，形成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数字经济为企业指明了突破方向。

数字化一个是帮助中小企业实现提质增效，帮助中小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缔造优势，比如降低成本形成成本优势，以智能化、网联化打造技术优势。

数字化还可以帮助中小企业找到新的业绩增长点，将数智技术和中小企业产品融合，打造全新的产品生态。数智技术也可以和物流融合，缔造中小企业供应链优势。

如何进行数字治理，激活要素活力？

Q：打通数字要素流通环节、激发数字经济活力的关键点在哪里？

盘和林：对于数字经济，我们前段时间的表述是专项治理，比如体现针对平台经济的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以及数据安全保护、用户隐私和权益等，这些领域是能够看得见的。

要想对数字经济进行治理，我认为总体上归结为三个方面：数字向真、数字向善、数字向美。

一、数字向真，比如当前互联网空间里存在的一些流量造假现象、微博公众号的IP等等，在互联网世界里，信任是第一位的。市场和人都是基于信任进行交易。我们进行数字治理，必须回归到数字向真。

二、数字向美，数字向美首先需要考虑的是人的体验和感受，即要以人为本，回归到人的属性，数字化技术不能突破一些人性的边界。

以大数据为例，带来便利性的同时也会造成一些困扰，甚至把人困在其中，比如大家都了解的外卖骑手困在算法里。基于很多现实的考量，数字化技术会放大一些经济优点，但同时也会放大现实社会中的问题。

共享单车曾经被称为商业模式创新，普通人向共享单车交押金。实际上传统商业行为也有小额押金，但聚集量不大。如果是平台经济的话，它所能聚集的量就很大。如何正视这些困扰才是关键。特别是大数据的应用，对公共秩序是一个挑战。某种程度来说，一些超越人的物理边界的能力会挤压底层的部分生存空间。从传统世界向数字化世界推进的过程中，有些人、有些业态跟不上脚步，我们应该尽可能地达到一个平衡状态。

只要问题不是很尖锐，尽量不用高科技手段进行降维打击。一旦降维打击，被打击的对象就会毫无招架之力。比如人工智能考勤，会把人的灰度空间完全挤压。

第三个方面，数字向善不仅仅是社会的需求，也是商业之美的需求。我们从传统世界向数字化世界的过程中，有些人跟不上脚步，我们应该尽可能采用传统的手段解决，我相信技术是让人活得更美好，而不是把我们变成工具。

习总书记说扶贫需要绣花针的功夫，实际上我们数字治理在精准调控各方面也需要下绣花针的功夫。

近两年，我们也看到了相关政府部门的反思，各类专项整治在开始会比较猛烈，但越是进入深水期，治理措施更要心细、合乎经济发展规律，关注社会发展的平衡，把数字化技术引导到实体经济发展，引导大产业真正地下工夫去做一些数实融合、数产融合的事情。

数据要素活力如何激发

Q：如何平衡数据共享与数据安全之间的矛盾？

盘和林：数据要素、数据权利是当下研究的热点，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做法，也存在很多争议，往哪边走都会存在很多问题。数据跟传统的物权有很大差别，比如形成的公共数据中原始数据的权限究竟在哪里？

此前我们的个人信息会被拿来做广告营销，这些其实并不属于大数据。大家都知道，不经过加工的个人原始数据价值并不高。在传统产权理论中，产权的权益是可以分割的，分割之后会产生部分应用和经济价值，比如土地的所有权、收益权、财产权和控制权就是可以分割的。

我认为数据也要分割成不同的权益，但是首先需要注意的就是数据所有权很难进行界定，其中存在一些比较隐私的内容，或者说这些内容是否能够在公共领域流通。

所谓的公共领域，并不一定要求政府本身去做，政府也可以授权设立一些安全标准，达到安全标准的都可以去做，以及需要制定一些数据使用规则，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数据可用不可见，可用不可拥有”。

上述权益我估计大的原则实际上已经新成立共识，但需要进一步探讨精细化的规则，比如在一些数据领域，我们也要尊重“汗水原则”，即对于付出劳动的方面，要尊重相关权益。

结合当前实践，整个数据权益概括总结起来，只需要进行系统的一些设置，包括一些原则性的设置，画好边界，我们目前就可以大胆地往前走了。这两年个人信息保护法为个人信息筑起了一道安全篱笆，但实际上我认为在未来的实践中还有很大空间进行调试、修订。

另一个方面我们要利用好现有的一些法律制度，比如民商法、合同法等都是一些非常原则性的东西。成文法很难调试新的领域，我们一直都在呼吁数字确权，国家出台法律。即使是现在的一些权利边界都存在很大争执，可供参考的实践案例也没有。

在数据立法这方面，我们不能只靠等，邓小平在设立特区的时候就说要大胆地去干，大胆地去闯，闯不意味着蛮干。只要不突破法律中原则性的边界，尊重数字领域、信息领域的一些法律法规，就可以去闯。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要基于社会福利、弱势群体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制定一些新信息领域的原则。

第三个方面，制度建立和各方面的一些探索中需要付出代价，只要不是恶意的，我们应该宽容地去看待这些代价。不能只是简单地说资本无序扩张，无序是一个没有办法界定的词语，政府应该要界定清楚哪些领域是无序的。我们所讲的恶意区分，是有哪些领域一定能做，哪些领域不能做。

改革和探索既需要监管者的智慧，也需要企业的智慧，更需要一些公众的包容。因为这些包容的话，不仅仅是他利，也是我们自身的福利。现在数字经济也进入深水期，简单的改革、融合已经不能够适应当前发展现状，甚至已经出了一些数据的问题、挑战与边界，我们一定还是要回归到数据治理的底层。不是说简单管制，而是让治理更适应社会、更适应产业、更适应人。

所以我们都要大胆地往这些领域去探索，甚至立法。在一个广州市数字经济促进立法条例的时候，跟一位立法者开玩笑说，判断政策法律是否成功，不在于我们现在做了多少规范的事情，而在于我们五年、十年后来看这部法律，当时做了多少犯错以及敢于突破的事情。

其实立法者也非常愿意为产业去承担责任，上述那位立法者曾经告诉我我们现在就找专家学者告诉我们“怎么犯错”“犯错的边界在哪里”“怎么去突破”，这就是一个良性的互动。我们既要看到方向，也要把步子迈得扎实一点，找准方法，找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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